巨牛盈华野的一个怪现象：只要粟裕准备打大仗，参谋长就恰巧不在司令部

1947年初，解放战争进入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折的关键节点，国民党军在全面进攻解放区受挫后，转而集中兵力对山东、陕北两大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，华东战场成为敌我较量的核心阵地。就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，1947年1月23日，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，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在山东临沂前河湾村正式合并，组建华东野战军（简称华野），撤销新四军番号，整合后的华野下辖11个步兵纵队和1个特种兵纵队，总兵力达27.5万人，成为华东战场的主力作战力量，肩负着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、保卫解放区的重任。

两军合并之初，中央军委经过全面考量，有意让粟裕挑大梁，主持华野的军事指挥工作。彼时的粟裕，早已凭借苏中七战七捷、宿北战役等一系列大胜仗，成为军中公认的“常胜将军”，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战略眼光，得到了中央和全军上下的高度认可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粟裕得知中央意图后，当即极力推辞，反复向中央建议，由陈毅担任华野司令兼政委，自己则甘愿担任副司令，协助陈毅指挥作战。

粟裕的这一举措，并非故作谦虚，而是源于他对革命事业的赤诚和对战友的信任。他深知陈毅资历深厚、威望极高，擅长统筹全局、凝聚军心，由陈毅坐镇指挥，能更好地整合山东、华中两大野战军的力量，避免出现指挥脱节的问题。这一举动，也让他赢得了全军上下的广泛赞誉，彰显了共产党人淡泊名利、一心为公的高尚品格。

中央很快采纳了粟裕的建议，正式任命陈毅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，粟裕为副司令，同时特意选派了陈士榘担任华野参谋长。中央的这一人事安排，有着深刻的战略考量：陈士榘是参加过秋收起义、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家，作战经验丰富，尤其擅长打攻坚战，让他担任参谋长，既能辅助陈毅、粟裕统筹作战，又能发挥其攻坚特长，补齐华野在阵地战、攻坚战中的短板，形成“统筹有陈毅、谋略粟裕、攻坚有陈士榘”的黄金组合，全力提升华野的整体战斗力。

在军队指挥体系中，参谋长的职责有着明确的界定：作战前，需全面搜集、分析敌情，结合战场形势制定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，通常要准备至少两套方案供司令、副司令定夺；作战方案确定后，负责具体部署落实，协调各部队协同作战，确保战役按计划推进。这是全军通用的指挥规范，也是保障作战有序开展的关键。

但在华野，这一常规操作却被打破了。后来，有人梳理华野战争史、查阅陈士榘将军的回忆录时，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：每当华野要发动重大战役，身为参谋长的陈士榘，几乎从不在司令部履行本职工作，反而总是奔赴前线，带领部队浴血奋战。

陈毅、粟裕

最典型的就是莱芜战役。1947年2月，国民党军集中23个整编师、53个旅的兵力，分南北两线对山东解放区实施夹击，企图将华野主力围歼于临沂地区。战役期间，陈士榘并未留在司令部参与作战方案的细化部署，而是主动请缨，带领第二、第三纵队在临沂以南展开伪装防御，钳制南线国民党军。他命令滨海地方武装统归第三纵队指挥，在沂河以东地区牵制中路及右路敌人，第二纵队在临沂至卞庄公路两侧钳制左路敌人，还派特务团以小部队反击、夜间袭击等方式骚扰敌人，成功迷惑了国民党军，为华野主力隐蔽北上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，全程都在前线统筹指挥，从未回过司令部。

孟良崮战役期间，这一现象更为明显。1947年5月，国民党军王牌整编74师孤军深入，粟裕果断决定集中兵力围歼该部，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。而陈士榘此时正带领部队在前线指挥攻坚，全程负责一线作战的部署和推进，司令部制定的作战方案，他只需严格落实执行即可，两人始终没有在司令部同时出现过。

这种反常的现象，难免让人疑惑：作为华野参谋长，陈士榘为何放着本职工作不做，非要执意奔赴前线？粟裕与陈士榘之间，是不是存在什么矛盾？这背后，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战场默契，更藏着老一辈革命家为了胜利不计个人得失的胸襟。

陈士榘

要弄清其中的缘由，首先要了解粟裕、陈毅、陈士榘三人的性格特质和作战风格，以及他们之间的人物关联。

陈毅与粟裕的配合，早已是军中佳话。两人早在新四军时期就并肩作战，陈毅性格豪爽、胸怀宽广，擅长统筹全局、团结同志，有着极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；粟裕则心思缜密、善于谋略，擅长捕捉战场战机，尤其精通运动战，打法机智灵活，善于避实就虚、出其不意，总能在看似被动的局面中找到破局之路。

两人的作战风格互补，配合起来相得益彰。陈毅十分欣赏粟裕的军事才能，始终给予他充分的信任和支持，在作战指挥中，常常放手让粟裕发挥；粟裕也始终尊重陈毅的领导，遇到重大决策，总会主动向陈毅请示汇报，两人心往一处想、劲往一处使，在苏中战役、宿北战役等诸多战役中，联手打出了一个又一个大胜仗，成为军中最默契的搭档。

但粟裕与陈士榘的配合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氛围。两人最大的分歧，就在于作战风格的差异——粟裕擅长运动战，陈士榘则擅长攻坚战，两种截然不同的作战理念，让他们在指挥决策中常常产生分歧。

陈士榘的攻坚风格，源于他几十年的战斗经历。1909年，陈士榘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普通家庭，16岁时离开家乡，前往沙阳县一家杂货铺当学徒。学徒期间，他受尽了地主和老板的欺凌、剥削，饱尝生活的艰辛，也让他早早觉醒了反抗意识。两年后，陈士榘毅然加入当地农民协会，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斗争，凭借突出的表现，很快加入共青团，并被推荐进入当地学生军事训练班学习，打下了坚实的军事基础。

1927年9月，陈士榘迎来了革命生涯的重要转折点——他参加了秋收起义，随后跟随毛主席奔赴井冈山，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，他经历了无数次战斗的洗礼，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。此后，他跟随中央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，爬雪山、过草地，历经千难万险，积累了丰富的野外作战和阵地战经验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陈士榘担任平型关战役中主力部队的参谋长，协助指挥部队阻击日军，为平型关大捷的取得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在晋西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，他身先士卒、骁勇善战，多次带领部队粉碎日军的“扫荡”，在实战中逐渐形成了稳扎稳打、攻坚克险的作战风格。他打仗讲究步步为营、层层推进，不打无准备之仗，面对强大的敌人，总能沉着冷静、压得住阵脚，擅长啃下战场上的“硬骨头”，是军中公认的攻坚能手。

与陈士榘不同，粟裕的运动战风格，是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淬炼而成的。1927年，粟裕参加南昌起义，1928年跟随朱德、陈毅奔赴井冈山，先后参加了中央红军的历次反“围剿”斗争。1934年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，粟裕奉命留在南方，组建挺进师，在浙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，这一坚持就是三年。

当时，南方地区被国民党军严密封锁，挺进师与中央失去联系，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。敌我力量对比悬殊，我军兵力薄弱、武器装备落后，面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，粟裕只能依靠灵活的游击战术，在莽莽山林中与敌人周旋。他创造性地运用“敌进我进”的方针，总结出“飘忽不定、出没无常”的游击战术，善于利用地形优势，避实就虚、出奇制胜，一次次躲过敌人的“清剿”，一次次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，不仅保存了革命火种，还将浙南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，让革命力量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扎下了根。

粟裕

三年游击战争的经历，让粟裕深刻领悟到“兵者诡道也”的真谛。在他看来，打仗不必墨守成规，不必追求四平八稳，关键在于捕捉战机、灵活应变，要学会虚虚实实、真真假假，走一步看数步，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。这种灵活机动的运动战风格，让他在解放战争中屡建奇功，苏中七战七捷就是他运动战思想的经典体现。

客观来说，粟裕的运动战与陈士榘的攻坚战，没有高低之分，各有特色、各有优势，都是在不同战场环境、不同敌我态势下，克敌制胜的有效战术。运动战擅长调动敌人、出奇制胜，适合在敌强我弱、地形复杂的情况下运用；攻坚战擅长稳扎稳打、突破防线，适合在敌我力量相对均衡、需要攻克坚固据点时发挥作用。

但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作战风格，汇聚到华野的指挥中枢，面对同一场战役、同一个作战目标时，矛盾和分歧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。粟裕和陈士榘的第一次正面争执，发生在华野组建后的第一次作战会议上。

当时，华野正准备应对国民党军的多路进攻，粟裕结合敌情，提出了“绕过敌人主力，直击敌人薄弱环节”的作战思路，主张以运动战调动敌人，寻找战机将其分割围歼。但这一思路刚一提出，就遭到了陈士榘的激烈反对。

陈士榘眉头紧锁，指着作战地图，语气坚定地说道：“这太冒险了！敌人主力就在附近，一旦我们绕过主力，深入敌后，很可能被敌人前后夹击、包了饺子，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。”在他看来，作战必须稳妥为先，应该先集中兵力巩固防线，再逐步推进，逐步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，绝不能冒无把握之险。

粟裕则平静地反驳道：“打仗没有不冒险的，关键是要算准战机、算准敌我态势。敌人看似兵力雄厚，但部署分散、衔接不畅，我们只要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，快速穿插、突然袭击，就能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，不仅不会被包围，还能一举打破敌人的部署。”

两人各执一词、互不相让，争得面红耳赤，坐在中间的陈毅，一边听着两人的争辩，一边看着作战地图，眉头紧锁、一言不发。他知道，两人的争论，不是个人恩怨，而是作战理念的分歧，都是为了打赢仗、为了革命胜利，但如果任由分歧持续，不仅会影响作战决策，还可能影响部队的团结。

国民党王牌74师

如果说第一次争执只是小摩擦，那么宿北战役前的争论，就几乎到了“剑拔弩张”的地步，也让陈毅陷入了深深的焦灼之中。

1946年12月，宿北战役打响前夕，毛主席给华野定下了基本战略基调——务必吃掉鲁南地区的国民党军，粉碎敌人的夹击企图。但关于如何吃掉鲁南敌人、何时动手，毛主席并未作出具体部署，而是让华野根据战场实际情况，自行研究制定作战方案。

这一任务，让华野的指挥中枢再次陷入分歧。粟裕结合当时的敌情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：先率领主力回师苏北，杀敌人一个回马枪，直击国民党王牌整编74师的驻地。他认为，整编74师虽然装备精良、战斗力强，但刚刚占领华中解放区的两淮地区，立足未稳，且骄傲轻敌，回师苏北既能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，还能为华中野战军丢失两淮报仇雪恨，提振全军士气。

粟裕的这一意见，得到了原华中野战军官兵的一致支持。经历过丢失两淮的挫败，官兵们个个摩拳擦掌，都想一雪前耻，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，因此纷纷赞同粟裕的主张，整个指挥部里，士气高涨、群情激昂。

但陈士榘却始终保持冷静，坚决反对粟裕的意见。当时，指挥部里灯光昏黄，陈士榘俯身盯着作战地图，手指在苏北、鲁南的区域反复移动，语气严肃地分析道：“苏北是整编74师的大本营，他们已经在那里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，而且背后有国民党军的援兵随时待命，我们贸然回师苏北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、一脚踢在钢板上，不仅报不了仇，还可能让部队遭受重大损失。”

陈士榘进一步补充道：“打仗不能意气用事，报仇固然重要，但打赢仗、保存革命力量更重要。鲁南地区百姓拥护我们，群众基础好，而且我们对当地的地理形势非常熟悉，先打鲁南，胜算更大。打下鲁南后，我们可以巩固阵地、补充给养，再逐步向南推进，次第歼灭敌人，步步稳扎稳打，这才是万无一失的上上之策。”

两人的意见再次针锋相对，一个主张“险中求胜、回师苏北”，一个坚持“稳扎稳打、先打鲁南”，两种作战理念的碰撞，让指挥部里的气氛变得十分紧张。参谋们也议论纷纷，有的支持粟裕，认为他的战术灵活，能出其不意；有的支持陈士榘，认为他的分析有理有据，稳妥可靠。

消息传到陈毅耳朵里，他顿时心急如焚。他知道，华野刚刚合并，部队还处于磨合阶段，此时指挥中枢出现严重分歧，不仅会延误作战时机，还可能导致部队内部出现分裂，影响整体战斗力。就在陈毅四处协调、试图化解两人分歧的时候，陈士榘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举动——他直接越级向中央发电报，详细汇报了自己的作战方案，以及与粟裕的分歧。

此时，陈毅和粟裕都不知道陈士榘已经越级上报，还在为作战方案反复争论。让人意外的是，毛主席看到陈士榘的电报后，经过仔细考量，大笔一挥，作出批示：就按陈士榘说的办，先打鲁南。

当中央的批示传到华野指挥部时，陈毅得知陈士榘越级上报的消息，大为光火，当着众人的面说道：“你们有电台，你们能发报，你们向党中央告我的状！”面对陈毅的怒火，陈士榘却丝毫没有退让，也没有辩解，只是默默接受了中央的批示，全身心投入到鲁南战役的准备工作中。

与陈士榘的固执不同，粟裕得知中央支持陈士榘的方案后，没有丝毫不满和抵触，反而迅速调整自己的作战思路，主动配合陈士榘制定具体的作战部署，甚至在战役打响后，将前线临时指挥权交给了陈士榘，让他充分发挥攻坚特长。

事实证明，陈士榘的判断是正确的。鲁南战役中，陈士榘凭借丰富的攻坚经验，指挥部队稳扎稳打、逐层突破，成功攻克了国民党军的多个坚固据点，最终歼灭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、一个快速纵队，缴获大量武器装备，取得了鲁南战役的重大胜利，不仅巩固了鲁南解放区，还为后续的莱芜战役、孟良崮战役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鲁南战役结束后，粟裕找到陈毅，坦诚地说道：“陈士榘这家伙，本事大、主意正，就是心气太高，性格太执拗。把他摁在司令部里，天天和他争论作战方案，不仅浪费时间，还会影响决策，不如让他去前线，发挥他擅长攻坚的优势，这样既能避免矛盾，又能让他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。”

陈毅听完，深有感触地点了点头。他也意识到，粟裕和陈士榘的分歧，本质上是作战风格的差异，没有对错之分，与其让两人在司令部里反复争执，不如因地制宜、人尽其才，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。经过两人一番合计，一个绝妙的安排就此确定：每逢华野发动重大战役，就让陈士榘奔赴前线，担任前线指挥，负责一线攻坚和部队协同；粟裕则留在司令部，统筹全局、制定整体作战战略，两人分工协作、各司其职，互不干涉、相互配合。

这一安排，彻底化解了两人之间的分歧，也让华野的指挥体系变得更加高效。从此，华野指挥部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争执，变得井然有序；而前线的作战力量，却因为陈士榘的坐镇指挥，变得更加勇猛，攻坚能力大幅提升。

莱芜战役中，陈士榘在前线指挥部队伪装防御、牵制敌人，成功迷惑了国民党军，为粟裕指挥主力北上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，最终华野以少胜多，歼灭国民党军7万余人，取得了莱芜战役的大胜；孟良崮战役中，粟裕在司令部制定围歼整编74师的作战方案，陈士榘则在前线指挥部队攻坚，带领战士们突破敌人的坚固防线，最终成功歼灭国民党军王牌整编74师，打破了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计划；济南战役中，陈士榘担任攻城总指挥，凭借出色的攻坚指挥能力，带领部队突破济南城防，成功解放济南，开创了人民解放军攻克大城市的先例；淮海战役中，陈士榘再次奔赴前线，指挥部队阻击敌人援军、围歼被围之敌，为淮海战役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参考资料

1.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》（第三卷）（军事科学出版社，2000年版）

2.《粟裕传》（当代中国出版社，2000年版）

3.《陈士榘传》（解放军出版社，2013年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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